美国制药商正加大力度，要求在欧洲提高药品价格。一些公司甚至威胁，如果欧洲立法者拒绝让步，将停止向当地供应新药。
去年9月，辉瑞公司率先与特朗普政府达成“最惠国价格”（most-favored-nation price，MFN）协议。辉瑞CEO艾伯乐（Albert Bourla）表示，这项协议迫使公司不得不在海外市场提高药价。
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说法，“最惠国价格”协议要求在美国市场上的品牌药价格不高于在“人均GDP达到美国60%水平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最低价格。
这意味着，部分药品在美国的价格要与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价格对齐。截至本月，已有16家跨国药企——从英国的阿斯利康到罗氏旗下的基因泰克——同意下调美国药价。
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称赞这些协议是迫使欧洲提高药品价格的利器，“所以我们已经让处方药价格从一个糟糕的局面，变成了世界上价格最低的状态。”
与特朗普达成协议后，不少制药公司正加大对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施压，希望通过提高海外价格来弥补他们在美国市场潜在的收入损失。
上周，艾伯乐在加州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上接受采访时说道：“当我们算账时，是把美国价格降到法国的水平，还是停止向法国供货？我们会选择停止向法国供货。”
艾伯乐称，“这样一来，他们将拿不到新药。现行制度会逼得我们无法接受更低的价格。”其他药企高管也在会上透露，他们正在私下考虑在欧洲推迟甚至暂停新药上市。
去年，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曾威胁，如果英国不提高价格，将暂停其畅销的精神分裂症药物在英国上市。去年12月，英国在与美国达成协议后承诺提高药价。
百时美施贵宝首席商业官Adam Lenkowsky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英国的让步仍不够。“这是积极的一步，但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吉利德（Gilead）首席执行官Daniel O'Day则表示，与特朗普达成的定价协议“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在全球其他市场重新调整价格的机会”。
长期以来，拥有政府主导医保体系的欧洲国家，往往能够对药企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较低价格。与之相比，美国的医疗体系由私企和公共机构并存，无法形成统一的药价谈判机制。
不过，德国最大公共医疗保险机构Techniker Krankenkasse却认为，目前当地药价已经过高。首席执行官Jens Baas表示：“德国显然付得太多了。立法机构必须采取行动，尽快推出削减支出的措施，尤其是在专利药领域。”
Baas称，提高药价不太可能刺激德国或欧洲经济，“只会增加制药公司的利润率，并加重缴纳法定医保人群的负担”。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紧张局势很可能导致新药在欧洲的上市进一步延迟。医疗政策与咨询公司Capstone副总裁Will Humphrey指出，目前新药在欧洲的上市时间，已平均比美国晚约一年。
“这让我想起特朗普处理北约问题的方式，”他提到美国先前向盟友施压，要求增加国防开支。
“这些欧洲国家并没有充裕的财政盈余，但他们必须设法在满足特朗普政府与承受药企推迟新药上市之间做出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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